当我们引入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时候，我们似乎忘记了市场经济的“外部性”。从沿海到内地梯次改革，让中国的资源流动失去平衡。当大量的外来资本分布在沿海地区，而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人口不得不背井离乡，到沿海地区打工的时候，中国注定会出现春运难的问题。
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，一部分经济学者主张提高运输的价格，缓解春运供需矛盾。然而，决策者面对那些工资微薄的外出务工者，实在难以作出提高价格的决策。还有一些人希望增加铁路运输的供给，解决春运难题。可是，这种周期性的人口迁徙，决定了铁路运输部门不可能大量增加运力。另外有人觉得，交通运输企业应当进行技术创新，以此缓解春运压力。
这些建议都有道理，但都无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。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化的过程中，我国资源的配置出现了严重的失衡，中西部地区急需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企业，而东部沿海地区则急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。正是这种特殊的资源结构，导致中国出现了世界上罕有的春运现象。
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文化基因，但我们可以通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。可以设想，如果东部沿海地区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，或者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设立资本市场，筹集资金，实现资源的快速整合，那么，一年一度的春运难问题就会得到有效地缓解。
因此，我们一方面要加快交通设施建设，大力发展多元化的交通系统，进一步提高运输能力；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快社会结构改革，尽可能地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。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极不均衡的国家，允许每个地区根据本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合理地配置资源，可能更有利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全局性问题。从全局的高度分析，人为地加快资源的跨流域流动，就有可能出现“规划不经济”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正是由于过分强调资源的整体布局，才导致出现类似于春运这样的全国性难题。中央政府应当审时度势，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做到物尽其用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地劳动者的积极性。
在有关“城市化”还是“城镇化”的争论中，中央政府已经作出了明确的选择，那就是通过走“城镇化”的道路，尽快使中国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。在现代化的征程中，我们须从改善中国社会结构入手，解决春运中所存在的问题。而技术上的改进，虽有益局部，却无法最终解决社会转型时期资源配置的不均衡。 (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)
